三阴性乳腺癌是指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均阴性的一类特殊的乳腺癌，具有肿瘤体积大、低分化、增殖指数高、凋亡细胞多等特点，因此，通常表现为中心坏死以及常出现淋巴结转移[1]。三阴性乳腺癌治疗后复发转移率高、侵袭性强[2]。由于缺乏明确的治疗靶点，三阴性乳腺癌实施靶向治疗和内分泌治疗效果不佳，且总体生存期短，临床预后不佳[3]。本研究探讨三阴性乳腺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旨在为临床诊断提供理论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选取本院2008年1月至2016年12月收治的已行改良根治术和术后辅助治疗的腺癌患者33例作为研究组，并选取同期收治的非三阴性乳腺癌患者33例作为对照组。研究组年龄21～52岁，平均（37.）岁。对照组年龄25～56岁，平均（38.）岁。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纳入标准：①患者临床上确诊为乳腺癌，符合乳腺癌手术指征，已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术前临床分期Ⅰ～Ⅲ期，术后病理提示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且病历资料历完整；②已行免疫组化、荧光原位杂交明确ER、PR、HER-2分型；③患者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肺癌、肝癌、白血病、淋巴瘤等肿瘤性疾病者；②合并精神分裂症、重度抑郁、重度躁狂等严重精神障碍性疾病难以配合者；③合并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者；④合并严重的肝功能或肾功能障碍或其他急症需紧急抢救处理者；⑤术后随访失访者。
1.2 方法通过免疫组化和荧光原位杂交检测确定患者分型。ER、PR阴性定义为免疫组化染色阳性细胞＜10%。定义免疫组化检测HER-2（-）和（+）为阴性，HER-2（+++）为阳性，HER-2（++）需进一步行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参考临床乳腺癌TNM分期系统对纳入的乳腺癌患者进行TNM分期。通过电话、复查等方式进行随访，获取患者无疾病生存期（DFS）和总生存期（OS）的临床资料，其中从乳腺癌术后至肿瘤复发转移、死亡或最后1次随访的时间为无疾病生存期；乳腺癌术后患者因任何原因死亡为总生存期。
1.3 观察指标比较两组病理标本大小、TNM分期、复发转移情况、DFS和OS。
1.4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2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n）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术后病理标本大小比较研究组和对照组术后病理标本大小分别为（3.）cm和（3.）cm，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 两组术后TNM分期比较两组术后TNM分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1 两组术后TNM分期比较Table 1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TNM staging between the two groups?
2.3 两组术后复发转移情况比较两组术后复发转移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表2 两组术后复发转移情况比较Table 2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and metastasi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2.4 两组术后DFS及OS比较研究组和对照组从确诊至随访截止时间分别为（44.）个月和（43.）个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组DFS为4～56个月，OS为13～57个月；对照组DFS为3～54个月，OS为33～59个月；Kaplan-Meier分析结果显示，研究组DFS及OS短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乳腺癌是女性高发的恶性肿瘤疾病，病理类型可分为非浸润性癌和浸润性癌[4]。临床早期无明显表现，或可出现局部肿块等，部分患者可发现有局部淋巴结肿大。随着乳腺超声的普及，临床上很多患者为体检过程中B超发现局部肿块后进一步明确诊断确诊[5]。相比乳腺良性肿物，乳腺癌治疗难度更高，治疗过程更加繁杂，治疗产生的不良影响更多，对患者的创伤损伤更大[6]。然而临床上乳腺良性肿物也不能忽视，部分良性的乳腺肿物也有恶变的风险，需定期采用超声检查监测。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是浸润性癌中的常见类型，而粘液癌、小叶癌、鳞癌等浸润性癌较少见[7]。乳腺癌恶性程度高，治疗需结合手术、化疗、靶向治疗等方法，治疗时间较长，治疗费用较高，给患者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8]。
三阴性乳腺癌是乳腺癌中的特殊类型，本研究结果表明，研究组术后病理标本大小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术后TNM分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术后复发转移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组从确诊至随访截止时间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组无病生存期和总生存期均短于对照组（P＜0.05）。本研究纳入的患者均为Ⅰ～Ⅲ期可进行手术治疗明确病理诊断，未纳入较晚期无法进行手术治疗的患者，因此，两组患者TNM分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同时，本研究纳入病例较少，需进一步更大规模的临床实验探讨。本研究患者随访时间最长为59个月，后续需延长随访时间进行观察，对比研究结果是否会发生较大的变化。有研究表明，三阴性乳腺癌较非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发病年龄小[9]，而本研究中可能受病例数影响该指标也不存在明显差异。三阴性乳腺癌发病患者通常以绝经前、非洲人种常见，具有高度的侵袭性和病理分级，细胞增殖恶性程度高，Ki-67增殖指数、有丝分裂指数较高，p53阳性率高，通常易合并血管神经侵犯，长时间随访中该类患者家族史较常见[10-11]。Ki-67增殖指数是衡量乳腺癌临床病理参数以及预后的重要指标，其表达水平随细胞周期发生变化，在静息期G0/G1期细胞低表达，在活跃期如G2/M/S期高表达，因此，可作为乳腺癌独立的预后和疗效预测因子。
综上所述，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术后病理标本大小、TNM分期、复发转移情况与非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比较无明显差异，但DFS及OS更短，肿瘤恶性程度和术后病死率更高，值得临床关注。
[1]范晓杰,王心然,岳萌,等.PD-L1在三阴性乳腺癌组织中表达及其与脉管生成的关系[J].中国肿瘤生物治疗杂志,2019,26(11):1229-1234.
[2]于晓函,骆成玉,刘宝胤.三阴性乳腺癌中AQP8的表达及其与血管生成、增殖和预后的相关性[J].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2019,18(22):2400-2404.
[3]刘圆圆,刘娟,杨燕,等.缝隙连接蛋白26和核转录因子κB在三阴性乳腺癌原发灶及淋巴结转移灶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J].蚌埠医学院学报,2019,44(11):1453-1457.
[4]王怡,秦悦农,孙霃平,等.乳腺术后三阴方干预三阴性乳腺癌化疗后临床症状病例对照研究[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9,21(11):188-191.
[5]汪湘,杨凡,刘钰妮,等.优降宁与奥沙利铂协同抑制乳腺癌细胞系MDA-MB-231增殖[J].基础医学与临床,2019,39(11):1561-1567.
[6]徐小妍,戴经纬,刘冬梅,等.全程健康教育路径对提高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治疗依从性及护理满意度的意义[J].现代肿瘤医学,2019,27(23):4201-4204.
[7]王伟镇,杨宇钦,章婧文,等.浸润性三阴性乳腺癌的超声征象与Ki-67表达的关系研究[J].临床超声医学杂志,2019,21(10):725-728.
[8]董栋,刘亚洲,李文广,等.甲磺酸阿帕替尼治疗晚期乳腺癌的疗效及不良反应分析[J].肿瘤药学,2019,9(5):754-757,762.
[9]刘欢,李红昌,陈亚峰,等.过表达miR-520d通过抑制自噬蛋白Beclin1逆转三阴性乳腺癌细胞化疗耐药性[J].中国肿瘤生物治疗杂志,2019,26(10):1062-1067.
[10]张佳玉,李文倩,赵博志,等.三阴性乳腺癌的治疗现状及研究新方向[J].现代肿瘤医学,2019,27(21):3912-3915.
[11]曾繁晟,雷心莉,廖林虹.神经内分泌标志物诊断乳腺癌伴神经内分泌特征的临床病理价值[J].当代医学,2020,26(31):147-148.
文章来源：临床医药实践 网址: http://lcyys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4693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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